“汾阳地秧歌”是流传在山西省汾阳市、孝义市一带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分为以舞蹈为主的“武场地秧歌”和以演唱为主的“文场地秧歌”。

汾阳位于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民族交锋地带，素有“秦晋旱码头”之称，历史悠久。人民尚武习文，文化包容兼汇，唐代五律诗鼻祖宋之问、宋代名将狄青均诞生在汾阳这块土地上。

汾阳市还荣膺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等荣誉称号。

汾阳武场地秧歌，演员角色造型独特，其舞蹈形式由武术动作和势法演变而来，表演套路丰富，变化多端，主要有开场大阵、二龙出水、蛇褪皮、蒜辫子、单勾心、十字花、三十六连勾、两条龙双引等。

“汾阳地秧歌”历史久远，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对于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探究当地人民娱神崇祀等民俗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汾阳地秧歌载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2006年，评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汾阳市还荣膺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等荣誉称号。

历史渊源

    汾阳地秧歌起源考证甚难，根据全国地方秧歌的起源推测，至少在唐代之前即应有其雏形，明清之时日趋成熟盛行。

由于地秧歌是民间相沿成俗的“下里巴人”的“把戏”，难登大雅之堂，因而不被官方与文人士大夫重视和关注，所以鲜有专门的历史文献记载。

汾阳地秧歌在当地民间有几种比较大的传说：

一是唐代宫廷舞变种之说，流传于汾阳栗家庄一带的村庄。唐代名将汾阳王郭子仪从长安城带过来的一种宫廷娱乐形式。

二是歌颂梁山好汉之说。传说北宋末年，河北猎户田虎占据汾州、平阳、潞安等五州五十六县，在汾阳起造宫殿，设文武官员，冒称晋王，与北宋分庭抗礼，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曾来汾平乱。汾阳人民仰慕梁山好汉的侠义，于是在当地流传的秧歌中加进了许多歌颂梁山好汉的内容，演员的角色造型、服饰、道具均与梁山英雄好汉挂起勾来，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脸是时迁的扮相，小锣女子是孙二娘的装束。

三是祭神禳瘟之说。汾阳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虫灾祸害。每年人们都要举行专门的活动，祈神求雨，禳除虫灾。这些酬神赛享的活动，都离不开地秧歌：明代嘉靖年间，邑人孔天胤在《谢郡侯张公祷雨辄应》中写道：“笙鼓水龙喧社处，儿童竹马跃城阴。”清光绪年间，邑人曹树谷，《汾酒曲八首》在描写汾酒新酿上市时写道：“最是新酿成熟时，蓬蓬铁鼓赛郎神。” 这两处的“鼓”，代指的就是当地人祈雨酬神必不可少的地秧歌。清光绪年间，邑人白星炜《汾俗竹枝词》中写道：“绿阴深处听秧歌，金井银床此地多。”

清康熙《汾阳县志》载：立春先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里人行户装渔樵耕读，伶人为抵角诸戏剧，充十二行，各执事前导。结彩为楼，城关乡镇老幼男女皆聚观焉。至立春日，官吏各执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意，造小春牛送缙绅家，谓送春。在这一年一度官府举办的重大祈福活动中，汾阳地秧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情渲染着春天到来时人们祈盼五谷丰登的喜悦心情。

过去，汾阳在遭受虫灾袭击，村民们捣着秧歌，将灭杀的蝗虫等尸体送入田间瘗埋。因而汾阳地秧歌演员的脸谱，常常绘有蝎子、蜘蛛、蜈蚣、蛇、蟾蜍等“五毒”的图案。

    初时的地秧歌，人们只是围成圆圈敲打锣鼓，大家把这叫做“捣秧歌”。之后逐渐增加了一些舞蹈动作和场面，在宽阔场地上边打边舞，人们又把这叫做“掏场子”。为了进一步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在敲打一会儿之后就停下来，让歌手即兴编唱几句带有恭贺新喜内容的“四六句子”（歌词），然后接着再敲打。随着地秧歌逐步成熟，有的地方把唱曲儿的装扮成一男一女两个丑角，或头上插朵小花，或翻穿皮袄，也有的拿把扇子作为歌手的标记。不管走到谁家门口，都要停下来唱几句“四六句子”，这叫做“打过街板”。由于唱的都是些恭贺喜庆、滑稽诙谐的词句，因此，家家户户为图吉利，都要厚备烟茶糖酒来酬谢。人们习惯地称此为“排街”。当时把这些唱曲儿的歌手称之为“蠢厮儿”、“蠢女子”。

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六句子”这种简单的唱法，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于是，运用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和传奇故事编成的秧歌小戏就应运而生了，形成了汾阳地秧歌的另一分支“文场地秧歌”。演唱者表演，舞蹈者围在周围，一面为歌手拍打节奏，一面维持秩序。既而，在有舞台的地方就全部登上舞台。

过去，汾阳县村村都有秧歌家俱（击乐），大人、小孩都会敲打两下，年轻的大部分会“掏”几个场子，人人也都能唱上几句。闹起秧歌来不少人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平时人们在田间劳动或赶着牲灵走在路上，也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哼起秧歌来。这种土生土长的文艺活动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建国后，地秧歌成为人们喜庆丰收、欢度节日，举行游行集会活动的最好形式；春节期间给军烈属拜年，和子弟兵联欢都少不了它，备受人们的喜爱。1955年，“武场地秧歌”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届民间文艺演出，荣获二等奖；1961年，代表晋中地区又一次参加了全省文艺调演，被评为优秀文艺节目；1992年，冯家庄地秧歌队代表山西省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节，荣获优秀节目奖；同年，还为深圳举办的中华大庙会进行了演出。

 历史上地秧歌曾两度遭受严重摧残，一次是日寇侵华时期，一次是“文化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后，吕梁地区文化局和汾阳市文化局作了大量工作，地区组织文艺调演时专门邀请地秧歌前去展演；汾阳市文化局也利用春节文艺活动，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四届地秧歌大赛，并提出了“把地秧歌打出汾阳打出山西打到世界！”的口号。

八十年代初，吕梁地区文化局和市文化局共同对地秧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

基本内容

    汾阳地秧歌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一般到二月初二后结束，另在祈雨禳瘟酬神赛享时也出现。多在本村内活动，也有村与村之间相互邀请，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则聚会县城，竞技斗艺，各展风彩。

汾阳以舞蹈为主的“武场地秧歌”，早期由十二名舞蹈者组成，分执四付“花棒”、四个“小锣”和四个“腰鼓”，称作“十二角身子”，其中女旦角色由男性反串。现在演出队伍多为十二的倍数，有三十六人队，七十二人队，最大者一百零八人队，暗合梁山好汉数。

基本程序为告庙祭神、排街、掏场子、过街板。告庙祭神的主要内容是祈祷神灵保佑，在寺庙院中进行首场演出。排街主要是秧歌手走街串户给村中德高望众之户、缙绅之家、对村民有贡献的人家拜年贺喜等。掏场子指秧歌队在平整场地表演各种套路。过街板，主要是有专门的唱手，在各种套路表演的间隙，即兴演唱一些劝世讽人诙谐有趣的“四六”句子。

表演道具与乐器主要是花棒、小锣、腰鼓。另有大锣、饶钹、亮锣（俗称小汤锣）为外围烘托气氛的伴奏乐器。

 “汾阳地秧歌”花棒手的基本动作有“狮子大开口”、“叫棒”、“虎势”、“丁字七星步”、“金鸡独立”、“杆子势”、“旋风脚”、“跳马势”、“饿虎扑羊”、“燕式托掌”、“踢腿打虎势”等。

小锣手的基本动作有“怀中抱月”、“天女散花”、“坐盘”、“挑辫链”、“筛锣”等。

腰鼓手的基本动作有“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串花”、“虎势”、“马势”、“硬翻身”、“朝天一柱香”、“猴格佬马蜂”、“黑虎拖鞭”、“兔刨土土”、“野鸡串”等。

“汾阳地秧歌”的常用套路有“一条龙”、“两条龙”、“二龙出水”、“四见面”、“卷垫席”、“八角茴香”、“天地牌”、“之字形”、“单勾心”、“十二连勾”、“十字花”等。

 相关制品及其作品

一、乐器介绍

地秧歌作为道具的乐器有花棒、小锣、腰鼓。外围烘托气氛的乐器主要有大锣、大鼓、饶钹和亮锣。花棒由两根长30厘米，直径为3厘米的枣木木棒削制而成。小锣形似晋剧小锣，直径20厘米，发音尖怪。腰鼓又称“花鼓”，长33厘米，口径为15厘米。外围的大锣口面直径为40厘米，锣边宽3厘米，发音低沉，音色洪厚。大鼓种类不一，大小不等，全由秧歌队的建制而定，参与的人多就用较大的鼓，参与的人少就用较小的鼓。铙钹的大小规格不定，只要求两付铙钹音色不同即可，为的是在演奏中形成对比。亮锣的口径约25厘米，发音要“苏”，它在其中起间奏的作用，听起来欢快活泼。

地秧歌的乐器配制和运用很有特色，其中花棒、小锣、腰鼓既是乐器又是道具。

    二、作品

一九六一年汾阳罗城大队地秧歌队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文艺调演，武场地秧歌首次被搬上了舞台。为了适合舞台调度，在原来“掏场子”套路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改动，使地秧歌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吕梁地区艺术馆、汾阳人民文化馆整理编印《汾孝地秧歌》一书，全书分概述、武场地秧歌、文场地秧歌、艺人简介四个部分，第一次系统地对汾阳地秧歌进行了收集整理。一九八二年，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艺术辅导》进行转载。

一九九二年汾阳冯家庄地秧歌队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节，动作、套路再次进行了改编和设计。

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收录《汾孝地秧歌》文章，系统介绍了汾阳地秧歌研究整理成果。

传承谱系

 汾阳地秧歌脉传谱系极难考证。据清末民初老艺人回忆，汾阳地秧歌传承是非家族性的，在传承过程中，以自愿为特征，多为社会性松散型。绝大多数人是因爱好而业余参加活动，以自娱为目的的。民间武师授艺是传承的主要方式，一般为三、四个月，大多在冬季农闲季节传授。学艺之人可同时拜多人为师，也可旁观无师自通，因而地秧歌的师承关系也就少有纯粹的“一脉相承”，而是呈网状的交织传承。近当代汾阳地秧歌较为明显的传承人如下：

汾阳地秧歌(武场)传承体系：                                              

 代表性传承人

王永彪（1903～1963）男，汾阳市贾家庄镇北廓村人。他一生酷爱汾阳地秧歌。他巧妙地把武术里优美的技法和地秧歌的动作融汇在一起。现在流传下来的地秧歌里，有许多场图和动作都是他设计的。王永彪态度谦逊，传艺热情，年年腊月都有地方请他去传授地秧歌，他的弟子遍及汾阳、孝义等地。曾多次带领他的弟子参加了省、地民间文艺调演。

李  江（1927～1999）男，汾阳市栗家庄人。其父李庆棠是出色的腰鼓手。他身材魁梧、动作潇洒，以花棒见长。建国初期栗家庄的秧歌队在全县夺魁，很有名气。一九五五年，主要由李江、韩学信、宋学勤、刘安邦等人组成的地秧歌参加了全省的民间文艺调演，获得了二等奖。李江热心于地秧歌的传授，仅在本村就有徒弟五、六十人。一九五九年他参加了晋中地区的“百花会”，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技艺。他为汾阳地秧歌的发掘、整理，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

白  一  男，生于1934年，汾阳市贾家庄镇罗城村人，理发为业。他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会编会导，技术很高，使罗城村的地秧歌队成为汾阳第一流的秧歌队，并多次参加省、地的民间文艺调演。白一是一个热心的民间文艺组织者，和本村表演用品的义务保管者。他的理发馆成了罗城村的文化活动中心，人们在劳动之余，都喜欢聚集在那里。平时，发现条件好的青年男女，便动员、培养他们参加秧歌队，使罗城村地秧歌队后继有人，长盛不衰。罗城的地秧歌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通过参加省、地调演，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花样、新套路，使罗城的地秧歌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这和白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冯丕基  男  1945年生，汾阳市贾家庄镇罗城村人。他十三岁从师于著名地秧歌艺人王永彪，学艺用心，能下苦功。冯丕基打腰鼓功底扎实，舞技娴熟，慢动作优美舒展，快动作干净利落。他在传统打法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加工改革，使地秧歌腰鼓的打法日臻完美，受到许多前辈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赞赏，尤以刚劲有力，热情奔放，标准健美的舞姿引人注目。

主要特征

一、演员角色造型鲜明。主要演员始终分为扮相俊美的武生、滑稽诙谐的花脸、婀娜多姿的小旦三种角色，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脸是时迁的扮相，小锣女子是孙二娘的装束。演员服饰借鉴戏曲，有日月云彩的图案，内容明显与古代祭祀相关。

二、表演套路非常丰富。“一条龙单引”、“两条龙双引”、 “二龙出水”联“蒜辫子”、“四见面”、“卷垫席” 、“八角茴香”、“单勾心”、“十二连勾”、“天地牌”等七十多种套路，如古代各种战阵，演员按照各自的舞蹈套路，轮番交替表演，场面变幻莫测，如行云流水，开合有序，欢畅自然。

三、舞蹈动作花样纷呈。花棒手有叫棒、弓马势、虎势、恶虎扑羊基本势法，小锣手有天女散花、踏步提锣和挑辫链等动作，腰鼓手有凤凰单展翅、双展翅、朝天一柱香和猴掏马蜂等势法。这些动作或妖娆多姿，或妙趣横生，或舒展大方，美不胜收。正因为汾阳地秧歌中蕴含着丰富的舞蹈元素，因而受到了众多舞蹈艺术专家的青睐。

四、道具双用音韵和谐。秧歌队的主要乐器有花棒、小锣、腰鼓，外围烘托气氛的乐器主要有大锣、大鼓、铙钹和亮锣。地秧歌的这套乐器，配置比较特殊，其中花棒、小锣、腰鼓既是乐器又是道具，在外围打击乐的烘托下，它那独特的音韵，听来有如天籁之音，和谐有致，舒缓时，“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高潮到，嘈嘈急雨，声声鼓催，热烈激昂，振奋人心。

重要价值

    1、具有历史与民俗学研究的价值，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山西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历来干旱少雨，十年九旱，人们祈雨、祈福、祈盼丰收的活动是其重要的民俗活动，汾阳地秧歌具有显明的黄河农耕文化特征。汾阳历史上长期地处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争锋与交融地带，汾阳地秧歌中诸多表演套路与动作、演员服饰与战争及其北方游牧民族习俗有关，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过街板唱词大量源自于百姓俗常生活，是研究汾阳世态百相的活化石。

2、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汾阳地秧歌舞蹈动作、音律节奏、表演套路、唱词艺术有着独特的韵味，蕴含有丰富的艺术元素，可资现代艺术学习借鉴。

   3、汾阳地秧歌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具有较强凝聚民心的功能，是当前农村群众无需太多专业培训即可参与的自娱自乐性活动。

濒危状况：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群众的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汾阳地秧歌与其它门类的民间艺术一样，不可幸免地受到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击，面临着后继无人甚至消亡的窘境。

与其他民间舞蹈相比，汾阳地秧歌表演难度大，有许多翻身、踢腿、旋子、下叉的武术动作，需要有扎实的功底。过去，花棒和打鼓手都是从娃娃时开始学起，能在十里八村叫得响的秧歌艺人，本身就是拳棒好手，技艺不凡。而今，老艺人急剧减少，七十岁以上的秧歌老艺人仅存三人，六十岁以上的秧歌艺人也屈指可数，酷爱这门传统艺术的青少年为数不多，地秧歌很难同其它现代艺术门类一样从娃娃抓起。

从前，地秧歌多为群众自发性的活动，现在单纯依赖政府指定组织，自娱自乐的功用明显衰退。一些临时组建的演出队伍，简单培训后就上阵，很难保证原汁原味传承到汾阳地秧歌的精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地注重物质，不再注重单纯精神生活的愉悦，集体经济实力已明显成为影响这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许多仅能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的村庄，已没有经济能力组织此项活动。全市原来近二百多个村庄有秧歌队，曾有过一村十余支秧歌队的红火景象，而现在能组织起秧歌队的村庄不超过十五个，汾阳地秧歌的前景令人担忧。